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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底層體驗生活,他們在底層忍受人生(一)

婚姻 時間:2018-07-29 瀏覽:
在貧窮的世界里,就如同物理學命題所講的一樣:起始點的條件決定了一切。當我因為工作繁重、上司苛刻而辭去工作,而那些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人如何擺脫?

既然要去底層生活,就得真刀真槍的把自己置于一個底層的狀態。第一項任務是找到地方住,算一算,若我能賺到每小時7美元的薪資(從征人廣告上看來似乎挺有可能),就能以500美元的預算租房,在其他地方多省一點的話,甚至能提高到600美元,然后還剩400或500美元來買食物和汽油。在西嶼地區,這個預算差不多只能租到廉價旅館或拖車屋。(而且我的幸運在于我有可以用的備用金,日后我才知道很多同事根本就不能一次付清第一個月的房租和押金。)最后我跟一般人的選擇方式一樣,為了便宜房租而犧牲便利性,結果找到一個月租500美元、跟西嶼工作區相距“僅”48.3公里遠的住處,往來交通只靠一條雙車道的公路。我的住處是個可愛的小地方,它勉強算得上是間小木屋,座落在一棟改裝過的移動式屋子的后院。我的房東是位和藹的電視維修人員,他和當酒吧服務生的女友一起住在那間屋子里。若從人類學角度來說,住在拖車屋公園會更好,但在這里我有干凈發亮的地板及堅實的床墊,少數常駐在此的蟲子也很容易擊退。
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翻遍征人廣告,找到一份工作。因為身體、年齡等原因,我會因為一些理由排除某些類型的工作,例如飯店柜臺人員。我很驚訝地發現,這項工作被認為不需要特別技術,所以時薪只有6或7美元。不過我排除這項工作的原因在于,它必須每天站在一個定點8小時。女服務生也是我想避免擔任的職務,因為我記得以前18歲時曾做過這種工作,那時我就已經每天都累到骨子里,如今我更是早過了能承受靜脈曲張和背痛的年紀了。電話營銷也是突然陷入貧困的人首先會找的工作之一,但我的個性根本不適合這類工作。如此篩選之后,只剩下一些超市里的工作,例如熟食區販賣員,不然就是飯店、旅館的房務人員。這些工作的時薪約7美元,而且在我的想象里,工作內容跟我在家做了一輩子的家務似乎差不多。
最后在應征了大約20個地方后,我被一個叫“爐邊”的餐廳錄用了。
我在爐邊的工作就這么開始了。整整兩周時間,我從下午2:00工作到晚上10:00,薪水是時薪2.43美元再加小費。(值得一提的是根據《公平勞動標準法案》規定,對于可領小費的服務生,業主可以只支付每小時2.13美元的基本底薪。若小費再加上基本底薪并未達到最低基本工資每小時5.15美元,業主就必須補足差額給員工。在我工作的所有餐廳里,經理都沒有公開告知過員工。)正式工作開始后,我會因為各種要求而忙得團團轉,宛如被蜜蜂纏住一樣:“這邊要多一點冰茶,那邊要多點番茄醬,14號桌要一個外帶盒,還有,高椅子都到哪去了?”餐廳里一共27張桌子,我通常要負責其中6桌,在客人較少的下午或蓋兒休假時,有時候甚至得一個人負責全場。餐廳里還有一個觸控屏幕式的點餐系統,我猜這個系統原意在使服務生和廚師之間的必要溝通降至最低,但實際上,卻導致彼此必須不斷以口頭確認,例如:“那是指肉汁要淋在馬鈴薯泥上,不要淋在肉塊上面,了解嗎?”諸如此類。
除此之外,服務生的工作內容有三分之一是在客人看不到的雜項上,包括掃地、擦洗器具、將食材切片、補滿飲料桶,以及補貨。若這些工作有任何一點沒做好,那么你就準備在毫無后援的情況下,面對晚上6:00的晚餐尖峰時刻吧!并且我們沒有任何的時間休息,經理們可以坐下來(坐多久隨他們的意),但他們的工作卻是在確保沒有其他人能這么做,就算根本沒有事情可忙的時候也一樣。這也是為什么對于服務生來說,餐廳空閑的時刻可能跟忙碌的時候一樣累人。你會開始硬找出些雜活兒來做,因為若當班的經理看到你有一刻閑著,就會故意丟給你一些糟糕好幾倍的事做。所以我擦擦抹抹,清潔打掃,把番茄醬的瓶子并攏,再次檢查起司蛋糕的存量,我甚至還會去巡查桌子,確定顧客意見表全都直挺挺地站在原位。我心里總是一面想著,不知道這些像在表演的行為到底燃燒掉我多少卡路里。在最無計可施的時候,我甚至會把甜點從玻璃展示柜中拿出來,幫它們重新擠上鮮奶油,放上閃亮的黑櫻桃。任何能讓我看起來忙碌的事情都好。有天下午,餐廳實在空得要命,斯圖發現我在瞄一份客人留下的《美國日報》,他立刻指派我用一個損壞的吸塵器把整個餐廳地板吸一遍。那個吸塵器的把手只剩下0.6米長,若不想為了吸那塊地板而把自己的腰弄斷,唯一的方法只有跪在地上,一次吸一小片地方。
我每晚在10:00或10:30時結束工作,視我在值班期間做完多少雜項工作而定。下班后慢慢開車跋涉回家,車上播放的錄音帶,是我離開原來的家時隨手帶走的。瑪莉安·菲絲佛(Marianne Faithfull)、特蕾西·查普曼(Tracy Chapman)、謎樂團(Enigma)、桑尼埃達國王(King Sunny Adé)以及暴力妖姬合唱團(Violent Femmes)的歌聲回蕩在我空蕩的腦袋。身體快虛脫了,但還勉強撐得下去。我的宵夜是“純麥薄片”小麥餅干(Wheat Thins)和蒙特里杰克起司(Monterey Jack),配上加了冰塊的廉價白酒,以及AMC便利商店里還有的任何東西。我在半夜1:30或2:00上床睡覺,睡到早上9:00或10:00起床,然后一面讓我的制服在房東的洗衣機里絞扭,一面讀1個小時的書。接下來8個小時又得謹遵毛澤東的中心指導原則,正如寫在那本小紅書里的話:為人民服務。忍受這樣的生活的前提是我知道只要我想脫離就可以隨時抽身離開。
從旁觀者的立場,你也許可以假設這些年復一年賺時薪6到10美元的人,其實也能發現某些中產階級們所不知道的生存策略。但其實是沒有的。他們生活最大的亂源,幾乎都是住的問題:
蓋兒在市中心一家知名廉價旅館跟人共租一個房間,每周租金250美元。她的室友原本是一名男性朋友,最近卻開始想搭上她,弄得她快瘋了。可是她一個人根本負擔不起一個房間的租金。
海地籍廚師克勞德。他所租的一套兩室公寓里,塞了他和他的女友以及其他兩名毫無關系的人。他幾乎是絕望得想逃離那里。我猜其他海地籍男性也住在類似的擁擠環境里。
20歲的服務生安妮特。懷孕6個月的她,被男朋友拋棄,目前跟母親住在一起。母親是郵局辦事員。
早餐時段的服務生瑪麗安。她跟男友每周付170美元租一間單人用拖車屋。
比利時薪10美元,是我們之中最富裕的。他住在自己買的拖車屋里,每個月只要付400美元的停車場地費。
另外一名白人廚師安迪,他住在一艘停在岸上修理的船里。那艘船是他的,但從他對它的種種贊美來判斷,我想那艘船不可能超過6.1米長。有一次他告訴我,等船修好,他想邀我乘船出游,不過接下來他就開始問我的婚姻狀態,所以我沒再跟他繼續講這個話題。
蒂娜是另一名服務生,她和丈夫付一晚60美元的租金住在白日旅館。原因是他們沒有車子,而白日旅館位于能走路抵達爐邊的距離內。當瑪麗安被發現她在分租單人用拖車屋時(這點違反拖車公園的規則),就被趕了出來,于是她只得離開男友,搬進來跟蒂娜夫婦一起住。
瓊似乎有無數品味高雅的服裝(接待員能穿著自己的衣服上班),使我誤以為她經濟狀況不錯,結果她住在一輛停在購物中心后方的箱型車里,梳洗則是借用蒂娜的汽車旅店房間。她全部衣服都是從大減價商店買來的。
從我這個眼光如豆的中產階級角度看來,在這些住宿安排中,有些錢似乎花的很不必要。比如我的同事蓋爾為了逃離室友搬進白日旅店。我很驚訝,她怎么會想要每天付40到60美元的房租?她不可置信地瞇著眼看我:“你叫我從哪里湊出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去公寓?”我忘了自己在從事這項實驗的時候先準備了1300美元的基金。1000美元用于房租,100美元用于采購最初的日常雜貨及零用,另外還有200美元留起來以備不時之需。
在貧窮的世界里,就如同物理學命題所講的一樣:起始點的條件決定了一切。
本文節選自后浪出版公司《我在底層的生活》,有刪改,未完待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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